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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KB巴西衰退之謎:一個“金磚國家”的突然崩潰 名稱: 無名氏 [17/01/28(六)04:39 ID:P/sm/Qho] No.9777  [!] 
http://chuansong.me/n/520263851360

“今天,我比其他任何一天都更自豪我是一名巴西人。今天是擺脫過去附在我們身上最後一絲偏見的一天:巴西已經走出二流國家隊伍,步入一流國家行列。”

2009年10月2日,時任巴西總統盧拉在裡約申奧成功後發表了上述感言,這句話今天聽來猶如夢囈。在過去的半個月,我們看到的巴西是一個基礎設施落後、盜匪橫行、賽事管理混亂的“可怕世界”,一個失敗因素的集合體。

可是巴西並不是從來就是這幅樣子,在2010年,其GDP達到21439億美元,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總人口約為1.95億,人均GDP達到11094美元,被列為“金磚五國”之一,而且是其中的優等生。

一個金磚國家,在短短幾年間,竟敗落成今天這幅樣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要想解開這個謎團,我們需要梳理清楚巴西經濟發展的軌跡,而這需要從軍政府時期說起。


“巴西奇跡”

巴西于1889年由一個將軍發動政變結束帝制,其後在1930年和1964年又發生過兩次政變。對當今巴西經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是1964年建立的軍政府,該軍政府提出了一個旨在建立民族工業的“進口替代戰略”。

其實,1930年上臺的那屆軍政府就開啟了這一戰略,後來由於二戰等因素被擱置了,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再次興起,本屆軍政府則打算繼續扛起這杆大旗,創造一段更加輝煌的功績。

對於軍政府而言,這並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國際大環境有利於它。當時,歐美等發達國家已進入高增長階段,儲備了大量資本,需要對外投資,而巴西正是他們的投資目標之一。

除了資本之外,要建立民族工業還需要消費者,而軍政府選擇的消費者主要是中產階層。在軍政府之前,巴西實行的是奴隸制大種植園經濟,這種體制在1888年才被廢除,不過,其造成的“巨富+赤貧”的社會結構卻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在巨富和赤貧之外,還有一個依附于巨富或政府的中產階層,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占比不高,消費能力有限,本不足以成為推動大規模工業化的基礎。為了讓這個階層有能力花錢,軍政府決定通過多種政策手段補貼他們消費。

總結來講,巴西軍政府的“進口替代戰略”就是先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建立工廠,然後補貼中產階層去購買國產工業製成品,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這套發展模式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在現實中也取得了顯著成效。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掌握的資料顯示,1968年到1973年,巴西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高達11.2%,在1973年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4%,被媒體譽為“巴西奇跡”。


繁榮的背面

不過,“進口替代戰略”也有明顯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現為三條:

其一,政府補貼中產階層消費會造成更為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刺激消費必然加劇通貨膨脹——到1973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4.9%,這讓那些原本就處於破產的邊緣的赤貧階層更加貧窮。

其二,中產階層的人數是極其有限的,即便有消費補貼,也不足以支撐工業如此高速的發展,一旦市場飽和,就會出現經濟停滯。

其三,產業資金始終掌控在歐美等外資手中,一旦外部環境有變,整個經濟立馬崩盤。這種情況出現在1979年,當時世界爆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那些支撐巴西工業的外部資金突然大舉撤離,同時,巴西之前欠下的各種債務也面臨償還的巨大壓力。

資料顯示,到1982年,巴西的外債餘額達到913億美元,占GDP比重高達30.84%,經濟增長率轉負,低至約負的3%。

到這時,“進口替代戰略”已經基本破產,因為這套戰略的基礎——資金和消費者雙雙銳減。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率卻在軍政府的刺激政策下,飆升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最後出現了超級通貨膨脹。

這樣的困難局面讓整個國家處於沸騰狀態,軍政府自然成了眾矢之的,而它又找不到脫困之道,於是只好在1985年選擇還政於民。


“雷亞爾計畫”

民選政府開始後,真正收拾軍政府留下的爛攤子的是第二任民選總統卡多佐,他於1994年和1998年兩次當選總統。卡多佐在任期內主要幹了一件事情,就是推行了“雷亞爾計畫”。

雷亞爾計畫的主要宗旨是消除超級通貨膨脹,將國家經濟帶回可控狀態。該政策的要點主要有三:首先,全力消減政府支出,不再執行軍政府時期的經濟刺激計畫,另外嚴格控制貸款;其次,盡可能多的增加政府收入,包括出售國有企業、整頓稅收以及強制各州、市政府歸還拖欠聯邦政府的債務;最後,將政府投資調整到農業、民用建築、道路修建、能源等能吸引廣泛就業的領域。

以上三項政策中,第一項政策是最重要的。有評論總結,軍政府時期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價保增長,卡多佐政府的政策則是不惜一切代價降通脹。

那麼,卡多佐降通脹的目標達到了嗎?

答案是達到了,而且非常迅速,政策出臺僅一年多,巴西通脹率就從超級通貨膨脹狀態降到了個位數。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掌握的資料顯示,以1994年為例,通脹率在6月份還是50%,到7月份就降到了6%,到12月份就又降到了1~2%,而且持續了下去。

政策效果之所以這麼明顯,在於雷亞爾計畫打到了降通脹的“七寸”——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被壓下去了,通脹率自然也就起不來了。

不過這麼做也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就是企業尤其是在軍政府時期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搞不下去了:一方面它們很難貸到款,也就無法生產,而即便能生產出來,產品也會因為消費補貼的取消而很難賣出去,最終的結果就是經濟低迷和失業率高企。

資料顯示,從1998年開始,巴西的失業率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到1999年,全國貧困人口達到了541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34.9%,其中赤貧人口1360萬人,占總人口的8.7%。

在赤貧階層經濟惡化的同時,巨富階層卻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資料顯示,到1999年,占人口總數1%的巨富階層擁有全國53%的財富,而占人口總數20%的赤貧階層則僅擁有2.5%的財富。

顯然,雷亞爾計畫並沒有解決巴西經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它只是防止了經濟崩潰。到2002年總統大選前,民眾對於雷亞爾計畫的認同感已經當然無存,他們需要一個能夠促進就業、擺脫貧困的增長計畫,於是將一個有志於此的左翼政治家——盧拉,推上了總統寶座。


盧拉的轉變

盧拉1945年出生於一個落後地區的貧困家庭,是家裡的第七個孩子,7歲時跟隨母親移居聖保羅,10歲開始上學,並邊上學邊做小販、擦鞋工和報童,14歲時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後去一家五金廠做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其間因一次事故失去了左手小指。25歲那年,他因拿不出醫療費而眼睜睜看著懷孕8個月的妻子病逝。

盧拉的命運幾乎就是那個年代巴西赤貧子弟命運的寫照,總結起來就是:你很努力,但這並沒有什麼卵用。盧拉徹底走向左翼是因為妻子病逝,但那年(1970年)並非巴西的蕭條時期,而是“巴西奇跡”時期。你可以想見,一個有上進心也肯苦幹的年輕人,眼見國家GDP屢創新高,自己卻窮到連醫治老婆的救命錢都掏不起,會是一種什麼心情。

從那以後盧拉就徹底走上了反對軍政府的道路,而他最為反對的,是軍政府從經濟政策選擇上就拋棄了赤貧階層。

既然軍政府指望不上了,那就只能靠自己,盧拉開始投身工人運動,並逐漸成為左翼領袖。1980年,羽翼漸豐的盧拉與一些工會領袖和知識份子成立了“勞工党”,並以推翻軍政府為政治目標。1985年他們的目標達到了,軍政府倒臺。1988年,盧拉參加了總統競選。不過,由於其政策主張過於激進,所以無法獲得廣泛支持,他最終落選了。落選之後的盧拉並沒有認輸,而是在後來又連續兩次參加總統競選,對手都是卡多佐,結果都失敗了。

三次連續競選失敗讓盧拉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濟主張,開始朝務實和溫和的方向轉變。

反思之前,盧拉是一個極端左翼人士,崇拜卡斯楚,反對全球化,拒不承認部分外國債務,甚至主張將已經私有化的部分企業再國有化。反思之後,他則決定放棄這些主張中的大部分,不再反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改而效法英國工党,利用現存的經濟制度為中下階層謀求福利。


“補貼興邦”

2002年盧拉當選為巴西第40任總統,2006年又成功獲得連任,任期為2003年到2010年,前後8年。在這8年間,他推行了一套有別於軍政府以及卡多佐時期的新經濟政策。

盧拉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刺激經濟增長,為此,他就必須放鬆通脹預期以及利率水準。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掌握的資料顯示,盧拉在任期之內,推動基準利率由24.9%下降到了10.67%。

向市場提供更多流動性必然會推動各產業發展,但問題是新增的產品和服務能賣給誰呢?

在這個問題上,盧拉給出的方向是賣給赤貧階層,而他推動政府為赤貧階層提供消費補貼。

盧拉一上臺就推行了一系列面向赤貧階層的補貼政策,具體方式大概有以下四種:

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增強窮人的基礎購買能力;

二、推行“家庭救助金計畫”,直接向貧困家庭發放低保;

三、推行“支持青年計畫”,資助貧寒子弟接受教育培訓;

四、普及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基礎教育,讓窮人看得起病和上得起學。

以上政策的受益人群非常廣大,以“家庭救助金計畫”為例,該計畫的資助對象在2003年~2009年從360萬增加至1240萬,覆蓋全國所有州,對於貧困地區意義尤為重大。

這麼龐大的補助計畫需要耗費大量政府開支,那麼資金從哪兒來呢?

起初,有相當一部分資金來自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境外金融機構,主要是國債形式。但後來巴西政府逐漸擺脫了對IMF等的依賴,因為它發現了兩顆新的搖錢樹——巴西石油和淡水河谷公司。

巴西本來是一個石油進口國,在20世紀70~80年代,90%的石油都要依賴進口。不過這種局面在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發生了改變,1974年,巴西在坎普斯海域發現石油,到1982年,該海域日產原油已經達到50萬桶。1997年,巴西政府推行壟斷石油經營的政策,具體經營者就是由政府控股的巴西石油公司。到2003年年底,巴西石油已探明儲量為11.6億噸,日產原油達到153.6萬桶,不僅可供應國內石油消費,更開始出口到全球,尤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不得不說盧拉是一個點兒正的總統,剛一上臺就碰上這麼一個大好局面。更美妙的事情是,國際原油市場也於此時蓬勃發展,讓巴西石油賺得盆滿缽滿。資料顯示,國際原油價格從2003年年初的30美元/每桶一路飆漲,到2008年7月份創下了147.27美元/桶的歷史高點。

淡水河谷公司的情況也是類似的,其產品主要為鐵礦石、球團和鎳等金屬礦物,因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巨大需求而快速崛起。目前,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第二大金屬和礦業公司,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私營企業。巴西政府在淡水河谷公司擁有“黃金股”,享有一定否決權。

除了這兩顆搖錢樹之外,巴西還生產咖啡、蔗糖、大豆、肉類等大宗農產品,其出口量常年穩居世界前兩位。這些農礦類大宗產品的出口,使盧拉政府獲得了巨大的財政優勢,因此能夠執行以上針對赤貧階層的消費補貼計畫。

而在消費補貼計畫之外,巴西政府還在維持一個相當奢侈的養老金計畫。在巴西,只需繳費15年,女性到60歲,男性到65歲就可領取全額養老金,而如果繳費30年,男性53歲就可退休。有評論稱,這一制度比發達國家還要奢侈,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養老金制度”。

這些補貼計畫發展的結果是,巴西出現了由消費繁榮帶來的高增長。在盧拉執政的8年間,巴西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為4.06%,是近30年歷史中發展最快的8年,其GDP也從5044億美元增長至21439億美元,由世界第12大經濟體躍升為世界第7大經濟體,使2000萬人擺脫了絕對貧困,以及約30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

這樣的成就讓盧拉受到民眾愛戴,其支持率在卸任前攀升至87%,是巴西歷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民選總統,甚至被媒體譽為“巴西之子”。
無標題 名稱: 無名氏 [17/01/28(六)04:51 ID:P/sm/Qho] No.9779  [!]  
蕭條來襲

羅塞夫於2010年當選為巴西總統,得票率高達56%,是巴西的首位女總統。而選民之所以願意接受這位女總統,是因為羅塞夫是盧拉指定的接班人——她是盧拉任內的礦業及能源部長、和總統府辦公室主任,並且在競選時承諾不改變盧拉時期的經濟及福利政策。

上臺之後,羅塞夫兌現了自己的政治承諾,然而等待她的卻不是經濟增長,而是嚴重衰退。造成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近年來持續大幅下跌。資料顯示,國際原油價格從2008年7月的147.27美元/桶的高點,暴跌至目前的46.58美元/桶;而國際鐵礦石價格則從2011年的180美元/噸,暴跌至目前的不足40美元/噸。

這麼嚴重的暴跌讓巴西政府吃不消,它的財政收入不斷惡化,從而難以維持龐大的消費補貼以及養老金計畫,進而導致整個經濟陷入困境。資料顯示,巴西自2011年進入衰退通道以來,GDP連年下跌,失業率高企,通貨膨脹率飆升,目前後兩項資料都已突破10%。

為了防止重蹈軍政府後期的覆轍,羅塞夫採取了不斷加息的政策,希望能首先抑制通貨膨脹。而加息導致了個人和企業貸款更加困難,從而加劇了衰退。巴西中央銀行發佈的資料顯示,該國2015年的經濟衰退率達到4.08%,而據瑞信預測,巴西今年還將維持類似的衰退率。受此影響,標注普爾將巴西的信用評級調降至“垃圾級”,這將導致巴西政府融資更加困難,融資成本也更高。

這種衰退的民間表現則是近年來巴西國內爆發了多起大規模反羅塞夫遊行,而其為國際社會切身感知始自2014年巴西世界盃。彼時,有報導稱,來自中產階層的球迷在賽場上向羅塞夫嗆聲,其間使用了該國最汙的一個詞彙。而此後大規模遊行紛紛登場,而且愈演愈烈。

受到反對的不光是現任總統羅塞夫,前任總統盧拉也被揪了出來。2015年7月,巴西檢方決定正式調查盧拉于總統任期內涉嫌巴西石油公司腐敗醜聞一案,而涉嫌此案的還有一大票政府高官。

就這樣,巴西從一個令人羡慕的發展楷模,轉瞬成了一個國際上的負面教材。


“荷蘭病”

巴西經濟崩潰的原因大體可以總結為:盧拉催生了一個依靠政府補貼的消費經濟,這種經濟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大宗商品的出口,而主要支出則是優厚的養老金和各類消費補貼。

這一發展模式的關鍵是大宗商品的價格要持續上漲,對於巴西政府而言,大宗商品就相當於一個貨幣池子,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則相當於不斷向市場增加貨幣,而有了新增貨幣,盧拉的補貼經濟才能搞下去。

可悲的事實是,這種補貼經濟雖然能搞下去,但卻無法促進國內製造業的發展,因為錢都被消費掉了,而商品主要來自於中國等製造業大國。盧拉當政時期的巴西,工業化水準較之於軍政府時期更低,有學者甚至乾脆稱其為“去工業化”時期。而沒有發達的製造業,也就沒有新的財政來源,政府就會更加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也就更無力應對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造成的經濟衰退。

此外,在去工業化政策的引導下,年輕人也不願意從事製造業,因為去金融、零售、房地產、大宗商品貿易等行業能賺到更多錢,工作也會更輕鬆而體面。平心而論,年輕人做此選擇也沒有什麼大錯,因為在消費補貼的刺激下,物價和房價水準雙雙高企,這就逼著年輕人必須去賺快錢。這樣的社會風氣導致外資更不願意到巴西投資製造業,因為已經雇不起年輕人了。

一個例子是,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多次報導的企業富士康曾於2011年決定在巴西設廠,計畫在六年內投資120億美元振興巴西科技產業。然而這個項目在一期工廠試運行期間就遭遇了麻煩,受雇傭的3000名巴西員工多次罷工,稱“工作太單調,缺乏升職機會”,要求富士康改善工作條件和提升工資。富士康最終沒有屈服,而是選擇退出巴西:咱惹不起還躲不起嘛。

這種發展悖論在經濟學上被稱為“荷蘭病”,也就是一個國家因為某種初級產品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工業部門衰落。

得了“荷蘭病”的巴西盡情享受了一段繁榮時期,但最終付出了沉重代價,而已經被慣壞的國民還不思改弦更張,還要求政府繼續補貼他們過好日子,否則就大規模遊行,並讓政府在整個世界面前難堪。

巴西衰退帶給我們的教訓是:某種以資源為支撐的行業,可能會因市場需求旺盛以及政府的扶植而快速崛起,甚至成為支柱型產業,但其在帶來繁榮的同時,也侵蝕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使得需要資金和人才的製造業難以展開,因為在利潤上短期之內PK不過資源行業,而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就是“去工業化”,巴西的衰退已經證明,這是一條危險的歧途,會將整個經濟帶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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